罗布·皮尼：记录欧洲难民潮的另一面 | 谷雨访谈
▲ 2016年3月的疏散行动中，有的人选择在他们住所的墙边点燃火柴，以加速住所焚烧的速度，因为这场毁灭本就是无法避免的。
编者按
本届“荷赛”与普利策上，难民题材的摄影作品大放异彩，成为年度新闻的最大赢家。在这些照片中，不乏令人紧张、揪心的作品，也不乏精彩的记录冲突瞬间的影像。然而，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又要到哪里去？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在这些无名者的群像中，在挤满难民的皮划艇图像里，却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欧洲难民潮的另一面
采访、撰文：杨云鬯
罗布·皮尼（Rob Pinney）是一名年轻的纪实摄影师与研究者。他并非摄影科班出身，也不热衷于参加评奖。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硕士毕业后，以志愿者身份为先的他多次前往法国加来难民营，帮助这里的难民并拍摄这里的人们最为普通的生活。通过与他的谈话，我们得以了解新闻摄影在行业规则下的局限，年轻一代摄影师呈现作品的新方式，并看到一幅描绘难民生活状态的全景图徐徐铺开，关于难民的刻板印象被逐渐颠覆。
我认为摄影师的责任就是忠实于自己的主观性，而不是尝试着去声称存在于相机镜头前的事物就只是客观的。
谷雨：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的？
罗布·皮尼：我并不把自己当做一名摄影记者。我通常称自己为一名纪实摄影师。有许多人认为，新闻记者必须对于他们拍摄的事物和他们呈现的故事持以绝对客观的态度，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客观的人。我认为，在摄影中，客观性就是一种假象之物。我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对事物抱有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摄影师的责任就是忠实于自己的主观性，而不是尝试着去声称存在于相机镜头前的事物就只是客观的，不存在摄影师的主观意图。
我在十八岁时得到了第一台相机，是我父亲给我的生日礼物。最开始时，我的Lightroom分类标签下都是猫、烧烤、和夏日的花园。在2008还是2009年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们因不满英国政府增收公立大学学费而举行抗议活动，我在那些活动中带上了相机，其中拍摄的一些照片被BBC挑选并用在了网站上。尽管他们没有支付我任何稿费，但当时我对整个行业也并不了解，还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想，成为纪实摄影师的初衷便是从这开始的。另一方面，我在2014年时开始修读硕士课程（战争研究，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对纪实摄影有了新的思考。事实上，我不认为自己会执着于专门通过某些好照片来讲述一个主题或故事这样的行为。出于学术或研究的目的，我总是对更多的事情感兴趣。我喜欢摄影，但摄影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研究手段。更甚者，摄影并非一种仅仅停留在拍摄时你与被摄对象的对话之中。它更是一种回顾性的工作，让你回过头去检视自己的照片和行为。我认为，你能够通过重新阅读与观看自己的照片，来发掘到更多的可能性。
▲ “为何英国政府不接受我们呢？”难民少年们围在野火边，仿佛做如是想。
谷雨：所以说你更愿意别人把你定义为摄影师与研究者。
罗布·皮尼：是的，那也是我通常对自己的称谓，虽然我并没有被谁同时雇佣去从事这两个职业。纪实摄影师与研究者，我喜欢这样界定自己。
谷雨：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我也同时生产并研究照片，虽然它们不总是纪实类的。但我还记得最开始我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照片时，更多看到的也是人们的婚礼、宠物、派对等等题材。
罗布·皮尼：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拿到相机后的两到三个星期时我所拍摄的某一张照片呢。当时我住在莫宁顿弯（北伦敦）。有一天，我在摄政公园散步，并在黑夜中以一种及其欠曝的手法拍下了这张黑白长椅的照片。现在看来，这张照片毫无趣味可言。但我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时那种“这就是艺术，这就是好照片”的雀跃感。每次我重新看到这张照片时，我都会会心一笑。
谷雨：那是一种灵光一闪的时刻。
罗布·皮尼：没错。它不仅让你莞尔，更暗示了你的审美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的过程。
谷雨：那么你认为，学校里系统的摄影教育是否是必要的？还是说大多数人都只是像你我一样，拿起相机拍便是了？
罗布·皮尼：我没有取得过任何摄影的学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多发言权。我的弟弟其实正在修读摄影的学位，他似乎认为这很有帮助。通常来说，我从与我同龄的纪实摄影师那得到的信息，是他们一方面认为花时间去修读一个摄影的硕士学位对于自己的拍摄非常有用，而另一方面，学校学的东西却不一定在他们现在正拍摄的项目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从未正式学习摄影，但我会花相当多的时间阅读摄影理论、批评及历史。这也激发了我对图像如何在政治及公共领域发挥效用的探索。我不认为图像是静止的，没有生命或呼吸的事物，对现实世界无甚影响，所以我不知道学校的教育能否满足我沉浸于这种探索的愿望。据我所知，有很多摄影专业的出发点都是帮助学生进入摄影行业之中，让他们获得一种生存技能。
▲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媒体。”这大概是很多难民的矛盾想法。
欣赏这些照片事实上是一件舒心的事，哪怕只是把它们贴在你房屋的墙上，把它们呈放在不一样的地方，看看它们让你有些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你对它们又有些怎样的触动。
谷雨：你说在BBC免费用你的照片时你对于整个行业还一无所知。那么现在，你对于行业该是有所了解了吧？
罗布·皮尼：是的，但这是个复杂的话题。我几年前曾当过一段自由新闻摄影师，为媒体供稿。而这也正好是新闻摄影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当时的报纸都在裁员，而图片代理公司又愿意出更高的价格购买你的照片。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自由摄影师这个职业会变为流动性的岗位，并最终在行业中消失。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挑战，但我的观点是，这些负面影响需要被克服，而最为关键的是：基本上所有图片代理公司在分配环节都最终向销量妥协，而并不会花时间去根据照片的品质进行单独的销售计划，以提升销售价格。我曾为之工作过数年的某些代理商（在此我就不提及它们的名字了）为了销量，向《卫报》以低价出售我的照片，最终导致我决定不再干新闻摄影。那一次，我仅仅赚到了17美金，而代理商也不过是以34美金的价格把照片销售了出去。那张占据了半页报纸大小的照片被用在了周末版里面，供很多人浏览。我想，不少人跟我遇到过相似的挫折，因而选择退出。如果这就是你所定义的“行业”，那么我已经不在行业链里边了。尽管当社会事件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会拍摄一些新闻现场，但更多时候我都在拍摄自己的长期项目，比如我在加来拍摄的《丛林》系列。
谷雨：那我们就来聊聊《丛林》吧。你并没有把这个系列的照片卖给任何图片社吗？
罗布·皮尼：没有。这个项目中纪实摄影的部分，我没有卖给过任何地方以出版。我自己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发表过一小部分，我自己最近还做了一本它的独立出版摄影杂志（zine），用来筹集善款。显然，你并不知道当你把自己的照片卖给一家公共出版商后，它们会被如何使用，虽然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出售它们，但我目前觉得自我出版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谷雨：你觉得自出版对于摄影师来说是有效传播作品的途径吗？
罗布·皮尼：从挣钱的角度上来说，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有效”。但如果有人找我询问意见，我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告诉每一个人，印出你的作品吧。想想看，当你把成千张的照片都放在布满灰尘的硬盘里，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它们永远也不会被任何人看到，而欣赏这些照片事实上是一件舒心的事，哪怕只是把它们贴在你房屋的墙上，把它们呈放在不一样的地方，看看它们让你有些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你对它们又有些怎样的触动。
谷雨：那么这种自出版是否会对所谓的“行业”带来冲击呢？
罗布·皮尼：我认为会。当然这个“行业”与我们早先聊到的新闻摄影业有所不同。我从来没有与任何照片书的出版方签过合约，所以不太了解。但我早年四年半供职于学术出版社的经验告诉我，小众出版并不能让你挣个盆满钵满。写学术类书籍常常对于你和你的出版方而言都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自我满足。我想，与做摄影自出版一样，是从自己的作品中能够找到的乐趣让人得以坚持。即便有些粗制滥造、印刷质量欠佳，但那也是自己制作摄影书的乐趣之一，甚至是其中的一种美学。书页划过指尖，然后被粘到一块儿或钉在一起的感觉，都让我欲罢不能。关于《丛林》的zine，出于对市场的考虑，我对外宣称我做的是一本书，但它其实介乎于zine和书之间。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推出这本读物是为了替加来的难民们募捐善款，而我试图去吸引的人群很有可能对于zine是什么并不了解，特别是书店，如果我仅仅把它定义为一本zine，它的价值很有可能会被弱化。
谷雨：自己制作一本手工书困难吗？
罗布·皮尼：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制作时的场景。那是我在拜访完一个住在德国柏林的摄影师朋友以后，我从卡尔马克思大道回到伦敦的一个下午，去购置了打孔机和其他一些基本的装订工具。当时，家里只有一台镭射打印机，我印出了一些照片，并把它们装订在一起，那就是我第一次做的东西。没有人有兴趣阅读它们，但我享受制作它们，并且认为更多的人应当去制作它们，真的会有很大的满足感。我认为，当前是自出版，包括zine的制作一次真正的复兴时机，我甚至看过一些带有强烈政治诉求的自出版物。我不知道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购买这些自出版物，那不是我能预见的。哪怕是《丛林》，我也从来不知道这个系列算不算得上“吸引人”。
拍摄加来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看到照片如何在政治层面发生效用。
谷雨：我认为它们很有吸引力。通过你的网站，我观察到你会基于自己的照片进行大量写作。你是如何看待写作与摄影的关系的？
罗布·皮尼：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拍摄加来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看到照片如何在政治层面发生效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也是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双方在战地摄影上的分化，以及新闻摄影是如何通过特定的方式塑造了公众对于战争的理解的。
谷雨：正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在讨论“拟像”（simulacra）时指出的那样。
罗布·皮尼：不错。尽管摄影师拍下了很多部队内部的照片，但在战斗过程中，士兵或许在朝某一个方位开火，而摄影师为了避免受到伤害，则会躲在我方身后的壕沟里，远距离拍摄交火场景。由此，从视觉层面而言，大多数图片都是一种“美方视角”。大卫·古藤菲尔德（David Guttenfelder）拍过一张三个美兵穿着印有“我爱纽约”的内裤在战壕中作战的照片，其背后的政治信息让人印象深刻。当你回过头去看阿富汗战争的摄影档案时，你会惊奇地发现找不到一张塔利班成员的照片。他们并不出现在照片中，但他们当时是在场的，就在那些照片中敌方的壕沟里，护栏后，被彻底地去人化与妖魔化。
谷雨：这么说来，我记得曾经有过一组关于塔利班成员的照片。
罗布·皮尼：确实，但它们不被看做纪实或新闻摄影。他们是摄影棚作品，被当做艺术品被消费，我认为它们是“现成摄影”（注：指被艺术家重新发现的被丢弃、无人认领的照片，如《北京银矿》系列）。事实上，有人正申请跟在塔利班部队身边，从他们的视角进行记录。我认为，对于军队的视觉塑造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不仅仅是图片，而会切实影响你对事物的判断和公众对远方的冲突的认知。基于对于图片的严肃认识，我第一次前往加来时前四、五天并没有使用照相机。对于我而言，那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加来并不是如政府所宣传的一个有条不紊的“难民营”，那里只是一个“挤满难民的营地”罢了。但同时，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座城市，有着自己独特的运作流程。我在前往加来以前曾听说那里的人对摄影记者乃至照相机都非常抵触，有许多人把摄影看做离散的、可操纵的工具，并认为摄影会从他们那“偷走”一些东西。这有点像桑塔卡意义上的相机作为枪的比喻。它对他们进行拍摄，并从他们那夺走一些东西，但从不给予。
所有难民营的这一切，就是关于6000余名成年人如何排队站在货车背后，等待着从20余名志愿者手里领8袋救助包裹的事情。
谷雨：你的工作方式，即拍摄前首先观察、参与，这听起来很像人类学的工作方式。
罗布·皮尼：我当时首先是一名志愿者。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人类学，但也许这是一种家族传统吧（罗布·皮尼的父亲克里斯多夫·皮尼是一名视觉人类学与艺术史教授）。事实上，很多纪实摄影师都采取了这种工作方式。尽管每个人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会怎么舒服怎么来，但最重要的是能够调和伦理道德及拍摄之间的矛盾。我个人而言更喜欢一步一步来的感觉，这也是能够让我体会到摄影本身的问题在哪，以及它是如何被人们所感知的。有很多时候，人们都坚决不愿，甚至粗暴地拒绝被拍摄，但我觉得这没什么，并且我每次都会特意询问对方是否介意我拍摄到了他们清晰可见的面部。
谷雨：你每一次都会询问吗？
罗布·皮尼：是的，这很重要。试想一下，一张站在山顶用300mm长焦偷拍的特写和一张你征得同意以后用50mm在他身边拍摄的照片，我跟你花钱打赌，后者为佳。通常，人们不想被拍的理由比较琐碎，比如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被拍的。在《丛林》中，情况又有所不同。根据管理欧盟国家申请难民庇护的法律文件《都柏林条约》的规定，作为难民有法律义务向你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提出庇护申请，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会是希腊或者意大利（除非你走的是穿越黑海的路线）。所以，人们很担心留下图像证据。比如说，《卫报》刊登了你的照片，于是你能够被清楚地认出来了。这时，你好不容易登上了前往英国的卡车，却被英国入境处截住，说见过你在法国入境的照片。同样的，当你试图进入法国时，很有可能法国的入境处会说曾见过你在希腊的照片……另外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家人安全的考虑，或不想让家里人担心自己。有一个人逃离了阿富汗塔利班控制的区域，我们常在一块儿聊摄影，但我很少听他讲起过自己的家人，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各自散落在全世界了。什么都不谈起，或许能够避免情况的恶化。有更多人，在他们给家人打电话时，会说自己在英国了，或者说“我在巴黎的餐馆打工”，尽管他们都还在这个困住他们的地方努力生存。我想，这关乎人的尊严。所有难民营的这一切，就是关于6000余名成年人如何排队站在货车背后，等待着从20余名志愿者手里领8袋救助包裹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这大概有损尊严，使人难过。我其实拍摄了大量的肖像，但这都是他们愿意让我拍摄的，而且他们表示了对我工作的理解，也知道我不会在网络上发布这些作品。因此，这些照片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深远，我会把它们打印出来，并送给被拍的人们。
谷雨：《丛林》中包含了你三次前往加来的经历吧，还有一次是手机拍的巴黎？
罗布·皮尼：那是在第二次旅途中拍的。照片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加来拍的，但它们是与2015年11月的巴黎袭击相关的。第二次旅途时间稍短，总共5天，包含了一个周末。当时用手机拍摄并非有意为之，但从第一次旅行回来以后，我确实意识到了不同的摄影器材会不同程度上影响你的拍摄。器材决定了你与被摄者的交流关系。第一次去加来时，我使用的是带手柄的5D Mark II和35mm定焦镜头，看起来像是我的脖子上挂了一台坦克。那对于与难民们培养交流与友谊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所以我意识到我首先需要把它放到一边。
谷雨：这是件很矛盾的事情。当你使用体积庞大，看似专业的器材时，它却强化了摄影的政治含义，使人有戒心。手机则不一样，但手机其实还更方便这些照片在互联网上传播，对于加来的难民而言更有政治风险。
罗布·皮尼：完全正确。让我想想，其实当时我用手机也只是顺势而为。我和一个朋友当时正在前往加来的轮船上，正当英国电信公司仍有信号覆盖时，我们看到了关于巴黎袭击的新闻。当天夜里，加来难民营中也着火了，那儿经常着火。
▲ 2015年11月，加来的难民自发组织“为巴黎祈祷”的活动，以哀悼巴黎恐怖袭击中的亡者。
谷雨：仅仅是着火吗？并不是骚乱什么的？
罗布·皮尼：不，只是着火而已。蜡烛倒在帐篷上，汽油不小心洒在哪了，这些经常是导致着火的原因。帐篷间极高的密度和那晚的风则更加容易导致火势蔓延，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大火灾。由于巴黎事件，也有人曾怀疑这场大火是人为计划的，但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火灾的起因仅仅又是一根蜡烛倒了。让我感兴趣的是，许多难民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一场袭击，他们的潜意识里对于这种政治事件非常敏感，而且有很多我的难民朋友们都看英国报纸。他们知道《每日邮报》、《太阳报》、《泰晤士报》和《卫报》说了什么，如何评价政治事件。一般而言，媒体都把加来的难民塑造成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一无所有者，处于一种“蛮荒”的状态中。事实则并非如此。在难民里，有编辑、记者、电影制作人、摄影师、银行家、律师、医生，各种各样你能想象得到的职业。大量难民都有大学学历，甚至研究生学历。他们之中甚至还有一名教授，尽管我从未见过，据说以前是伊拉克大学的。是的，在他们选择逃离自己的母国而成为难民以前，这些人大多在自己的国家有着一定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
谷雨：你曾写道过：“通过单张照片来定义历史转折的瞬间看起来具有强大的力量，但我们也需要对这种行为本身有所知觉。”这是否意味着组图在揭示事实的时候更有说服力呢？你相信摄影中的“真实”吗？
罗布·皮尼：不，我这么说只是要说明，在你浏览甚至阅读某张照片时，你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会同时对你的理解施加影响。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也是摄影最为有趣的地方阿兰·科迪（Aylan Kurdi），那个三岁的被海水冲到土耳其沙滩上的叙利亚难民的照片，被一名《独立报》的专栏作者认为与“越南潘氏金福”那张显示了一名赤裸的小女孩沿街避开凝固汽油弹袭击的照片具有同类性质。这些照片在同一时间都席卷过美国媒体，在民众中形成了反战的言论风潮。有一张“燃烧的僧侣”的照片，当时在越战中很有名，但那其实是一张马来西亚僧人的照片。美联社在它被拍摄之初并未将其发表，因为他们不认为这张照片会在当时爆发出强大的舆论能量。由此，一张照片确实可以饱含巨大的力量，但是它的力量能够发生多少功效，则取决于它与更为广阔的政治环境之间的互动。照片从来不单独存在，即便只是“单张”。另外，照片的含义也会随时间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 “X你的英国，你就想让难民营永远存在。”这是一条写给英国的信息。是谁写的呢？
谷雨：接下来有什么拍摄计划吗？
罗布·皮尼：最近，法国政府决定要强行驱散某些难民，以控制“丛林”的规模。我会持续进行记录。
关于罗布·皮尼（Rob Pinney）
纪实摄影师，研究者。罗布·皮尼2011年毕业自亚非学院政治学专业，新近又在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所取得了硕士学位，专攻战地摄影。他现在承担的项目都与战争及其后果、难民安置等问题相关。其作品见于多种国家级和国际刊物，包括卫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红辣椒、外交界和国际特赦组织的人权捍卫者杂志。